听说今年又有高评分的献礼剧上映，突然想起来之前去年看的《觉醒年代》，姑且整理一下去年看献礼剧的体验，致敬一下新上映的献礼剧。
《觉醒年代》在豆瓣评分一度高达9.5，比他高的中文电视剧只有少数几部久负盛名的比如大明王朝1949。整部剧确实制作精良，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创办新青年杂志为线索，以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几年为核心，以陈独秀入京蔡元培重振北大始，以陈独秀离京我党建立为终，刻画了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思想领袖的动人风采，以及陈延年、毛泽东等诸多进步青年，生动的展示了那个时代的历史画卷。这是个“讲好中国故事的”的精彩范例。
这剧，人物细节极考究，演员演绎极精彩，演义与史实交融的极好，胡适、陈独秀、辜鸿铭、蔡元培、李大钊等人物形象各具特色，时代细节也很还原，里面不管是服饰、场景等，都用心考究，有凭可考，有据可查，虽然豆瓣儿打分9.5值不值得有待商榷，不过确实堪称是献礼剧中第一流的水准，
但是夸赞就到此为止吧，剩下的应该讨论一下这部剧的缺点了。我觉得第一感受不妨借鉴一下戴锦华老师在讲《辛德勒的名单》时提到的，好莱坞的伟大之处，好莱坞的可恨之处都在于一点，
他们通篇不说一句谎话，但是完成了一整篇谎言。
这剧全程你能清晰的感觉到意识形态有时精巧、有时粗暴的嵌入其中。我记得戴锦华老师讲电影的时候讲起来《阿甘正传》《辛德勒的名单》，字里行间总是颇有微词，不但有意见，甚至是有点儿“破防”，她一直在暗示大家警惕这背后精致的意识形态。比如阿甘正传，她总是强调，这部电影不断的剪辑真实的历史影像，把阿甘添进去，乒乓外交，水门事件。。。他用一件件真实的故事给伤痕累累的美国人编织了一个“治愈”的假童话。所以它越好，左翼人士越是不喜欢，他越精巧，我们就越发觉得他是一种谎言。同样的，《觉醒年代》去掉陈延年的恋爱故事，故事脉络，人物情节都颇有考究还原之处，但是通篇开下来，反而有一种强烈的虚假和不真实感。她就像是重新强化和定义了建党神话的正义性，全然垄断了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解释权，好像社会主义仅仅有苏联式一条道路，好像新文化运动的果实，只有中国共产党一个果实，全篇尽管在探索不同的道路，但是它滑稽的让人的可笑。通过许多衬托和突出描写，它神圣的、狂妄的、虚伪的暗示了那条重要的理论，
“为什么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为什么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这是《觉醒年代》或者我党的意识形态宣传让人不喜欢的地方，他总是讲包装一种荒诞的伟光正形象，不管做的多精美，可是总是让人觉得荒诞滑稽和虚伪。这剧虽然号称觉醒年代，但是看完了之后不会让人觉醒，只会让人变的愚蠢。
这剧评论区里面讨论最多的还是对胡适这些人的评价。甚至辜鸿铭这样的人都能比胡适更讨人喜欢，尤其是辜鸿铭那篇著名的神奇演讲之后突然就圈粉无数。什么，“中国人的特质————温良”之类的理论，辜鸿铭确实有论述传世，但是编剧这么一演绎，颇有些国学大师/传销大师的味道。调子搞得像是余秋雨一样。那个演讲烂成那个样子，还圈粉无数。辜鸿铭当然是一个有意思的人，但是他不是许多人以为的“旧式知识分子代表”，他那样粗暴的总结更不代表中国人的精神。在许多民国“大师”被批倒批臭的同时，辜鸿铭、郭沫若这些人突然被捧上神坛，颇有些陈平大师们捧上神坛的意思（也太抬举陈平们了）。唉。国学，真的是反智的重灾区。
胡适和陈李等人后来观点走向对立以及论战等事都是有的，但是经过精心的裁剪，装模作样的摆出来好像客观塑造的样子。把后期的胡适塑造成了一个埋头不问时事，一心只想留在学校的形象，成了一个“汲汲于名利的小人”，尤其是末了五四运动爆发的时候，胡适一点兴趣都没有反而径自去上海接待杜威访华。而胡适在五四中的活动和则被巧妙的隐藏起来。
而剧中又设置了一个诡异的情节即陈独秀入狱时胡适主持每周评论和新青年，主张多谈文艺闭口不谈政治。李大钊、鲁迅等人纷纷以白眼回应。尽管这个暧昧的情节并没有什么史料支持，但是它诡异的“好像是符合塑造的那几个人物形象”。 让我们回到那句话，
它不讲一句谎话，但是完成了一篇谎言。
而与之相对的则是进步学生郭心刚忧国伤世忧心成疾以至于因此病逝。陈独秀愤然对胡适说“中国的问题就是郭心刚太少而胡适太多！”从而引爆评论区，得益于知乎重新发明的洗白郭沫若和抹黑胡适先生，无数人拿着知乎上裁剪过的烂材料当作信史，就像是当代人把观察者网、环球时报的暴论当作信史一样。大家纷纷痛斥胡适自私自利，丝毫不知关心国事，然后开始大书特书胡适在电视剧结束的故事开始大肆批判，誓要把他钉在耻辱柱上。
不知道钱穆的年代是否也是到处充斥奇怪的暴论，不然钱穆何以要提出所谓“对历史的温情与敬意”的概念呢。我们眼看着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从一个受人尊敬的概念变成人厌狗嫌，我们又一次见证了社区的“极化”。
我觉得关于所谓“胡适之太多而郭心刚太少”的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题目，由此可以引到一件事，就是，一百年以前的价值观和一百年以后的价值观如何荒诞的割裂开来。我们不停的批判“那个塑造出来的胡适形象”，一百年前的人怎么能把学校当成只是做学问的地方呢，你得去上街，去运动，去心怀天下。一百年后我们不停的强调大学就是做学问的地方，你要去静下心来做学问，你怎么能游行，怎么能示威呢？我们所提倡的价值被我们高高的供奉起来，然后在生活中完全用第二套逻辑生活，甚至在这种精神分裂中怡然自得。我们无限的拔高烈士们、义士们来塑造一种虚无的神话，他对我们的意义像是亚瑟王拔石中剑、摩西出埃及一样，它成了一种“立国神话”而称为支撑我们社会存在的基石。而我们事实上却全然生活在一种“潜规则”中，在夸耀“那种规则”和遵奉“这种规则”中来回切换，几乎一切的价值观都跟那个“立国神话”截然相反。这种情况里，每一次重新讲述我们的意识形态，每一次从新讲述我们的“立国神话”，他没有说服一个人，只会让人觉得生理恶心。
大家如此的感动于所谓忧国而死，如此的痛斥胡适只顾自己学术工作，但是这种价值观跟当下的生活是完全排斥的。我们只会把这些东西高高的捧起来。倘若生活中如果谁真的像革命先烈一样充满理想主义的生活，谁会为了国家大事忧愤而死，大家只会嘲笑他像是个堂吉柯德一样的蠢人。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批判的核心是“人的异化”，但是某些如我国这种以社会主义国家自诩的国家，人甚至进入一种更加可怕的异化。我们比从前，哪一个时代更犬儒，更自我，更利己主义，哪个时代更相信自由、相信民主、相信未来，相信共同的革命理想？
我党的宣传口径一贯如此割裂如此荒诞，建国以前所有反抗压迫，反抗剥削，争取权力的抗争都是合法的，都是高尚的。我们甚至给流氓无产者浑水摸鱼的行为赋予了正义性。我们不停的批驳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思路，我们不停的指出中国的问题就是这几千年的旧制度，只有把这些旧东西彻底打翻才能救中国。在这种论述中暴力革命变得既神圣又合法。
但是一旦进入当代社会的生活，尽管无数问题始终还是关系到那个制度问题。但是我们必须宣扬一种服从、合作的态度，996奋斗是合理的，资本家践踏劳动法是合理的，计划生育是合理的，为国家计生三胎也是合理的，九十年代无处可去的下岗工人也是小问题，文革是小错误，大跃进是小错误，罚酒三杯下不为例。党和政府的错误，欺压人民，暴力执法，强制拆迁，舆论审查，都是某个环节执行的环节出了问题，党和政府依然是英明的。我们不停的论证他，他和他们始终代表了中国的发展发向。我们的叙事又要归为“只能反贪官，不能反皇帝”。
在个人层面的割裂，有一个未明子讲过的段子，讨论爱好哲学高中生小将们的哲学毫无意义，比如你在游戏中遇到路人摔倒了，小将能给你讲一大段哲学道理，所以应该选择帮助别人然后经验值加一百。但是现实社会中你看到别人处在危险境地之中小将丝毫不会动帮助人的念头。但是对他们来说大道理就像是打游戏一样，完全无关乎现实生活。
以前有一个同学说，六四的时候隔壁的文科高校大家都在上街、游行、闹事儿，但是他们学校的老师们都在搓麻将，等搓完了，六四都凉了。言语之间尽是一种“理工科高校冷漠生活的诙谐和自豪”。可是这事儿有什么值得拿出来说的呢？这种冷漠和沉默难道不是丢人都来不及的事情吗？
在意识形态和宣传口径上，大家把过去的神圣性和理想主义包装起来，讲一个理想主义的假故事塑造一种神圣性，大家纷纷感动，然后在现实生活中用一套全然不同的逻辑统治和宣传，不停的编造虚妄的集体主义话术，宣传一种奴才心态。
在个人生活中，与之对应的就是普遍的犬儒，普遍的自私自利。大家在个人选择的时候，都在遵奉着个人主义的金科玉律，以做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为荣，对他人的痛苦，对全社会的公益漠不关心。只要政府的铁拳没有砸到你头上，大家都漠不关心。岁月静好，管好自己，成了一种普遍的价值。公益，NGO成了外国势力的阴谋，公共说理，公共讨论成了一种可疑地行为————无数的行为都变的可疑了，大家都安心坐着小市民，大家都不愿意在真实生活中理解那些为公共事业奔走的人。我们又回到了鲁迅所说，所谓“坐稳了奴才的时代”。
装作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把“那个剧里面的胡适形象”踩一万只脚，但是活的比“那个形象”更功利，更自私，更冷漠无数倍。所谓“郭太少，胡太多”，这其实在当下依然是一个迫切的问题，甚至当下比一百年前更迫切。而那么多陶醉在大义凛然里面却不知道自己本人就是那个“备受批判的胡适形象”。
我们甚至质疑自由、民主这些基本价值已经很久了。就像是告别革命论的经典叙事，他们那些人抛头颅洒热血，为了反对利维坦献出了一生，结果最后自己变成了更可怕的利维坦。是孙中山所谓的，
“以先烈无量之头颅无量之鲜血，换来共和二字之空名”。
这种撕裂感充斥了整部剧集。陈独秀们在整个故事里面宣传新文化运动，发动学生和工人，这样是放在现在，没有一个人能发出声音来。早就被安全部门控制了。而他们都要被打上“公知”、“境外势力”等标签，拿私生活大家挞伐一顿。这还是在割裂，建国以前引导舆论、控制舆论、发动舆论是高尚的伟大的，建国之后不在我党的意志和框架之下说话就是万恶的大坏蛋。
而新文化运动的发动者们，他们在五四运动中反对政府的种种活动所受阻力之小，甚至到了一种匪夷所思的程度。大家怀念民国，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政府威权不伸，大家发表意见臧否时事、政府都更为容易。但是这种阻力之小是如此匪夷所思，陈独秀因为违法散发传单被抓进监狱三个月，警察局长从始至终毕恭毕敬，只敢使阴招下绊子，当着陈独秀的面不敢有一句不敬。
北洋政府下反派官僚的能量如此之低，你看剧里面塑造的反派，一个一个像是跳梁小丑，在知识分子面前不堪一击。这种区别对比后来几十年，国府到建国之后的收紧，是一件可怖的对比。袁世凯称帝时，国内的报纸一片凋零，三去其二，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前对新闻业最大的打击。对，建国前，而建国后新闻业以更快的速度猥琐。革命总是这样，“革命吞噬他的儿女”，”革命吞噬她的理想和初心“。 为什么大家会怀念民国呢，因为知识分子从来没有这么容易的就在社会上发出声音来，从来没有这么容易的改变社会和启迪民众。结果是所谓的“救亡压倒启蒙”，“启蒙运动的失败”。
而从头到尾整个故事全都是围着北大转，全国各地的工人罢工则少的可怜，这又是一种撕裂。在旧社会罢工如此正义，对资本家、对权力的不满是如此正义，在新中国我们还是少提罢工、少提工会这些反动的事情。
许知远周轶君参与了一部纪录片叫做《通往北京的道路》，讲赫德、司徒雷登这些大大影响中国但是又因为这这那那的原因而声名不显的外国人，看了我只感觉“how dare you”，不怕在国内被封杀吗？比起来那时候你看大街小巷都是陈独秀胡适们的新思想，满城的人都愿意关注和声援这些反抗者们，路边的报童可以公然喊大家快来买《新青年》最新锐评邪恶的北洋政府，而不见他受惩罚（尽管事实上全社会应该是看的鸳鸯蝴蝶派这些东西）。现代社会居然不如那时候传播思想灵活，这多讽刺。
那么到底他们在现在受到困难多还是那时候受到的困苦多？这焉能不让人震惊呢？如今我们的公共平台哪一个不是风声鹤唳、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的发言。100年过去没有进步反而退步了。这焉能不让人震惊呢？
唤醒青年，启迪民智，唤醒青年，启迪民智，那么现在，现在的现在，当下的当下，谁还敢做去唤醒青年，启迪民智的事情呢？我们现在又把所谓“人民”、所谓“群众”当成一个“乌合之众”批倒批臭，对所谓“启蒙”嗤之以鼻。
这当然得要重新回顾那个广为流传的著名的谣言，毛主席说的，鲁迅如果活到了建国后，大概率也会被关起来吧。虽然大概率伟人没说过，但是他要是不像郭沫若一样捏着鼻子谄媚毛主席或者胆敢像建国前一样乱说话，那他不妨看看他的好朋友胡风的下场。
我们有一种叙事是，我党一直克服重重阻碍才最后胜利的苦难辉煌。但是全剧之中没有什么反派，翻来覆去的反对派，林琴南、黄季刚、辜鸿铭种种人，都是君子之争。那些猖狂进攻的反对派反而唯唯诺诺，像个人人欺负的懦夫。而且警察局长什么的，他们对陈独秀这些人采取的手段始终是那些抹黑、攻击私生活、污蔑境外势力、污蔑阴谋颠覆政权，这些东西一桩桩一件件哪一个不是我党现在在用的手段，现在的当局跟北洋政府当局，又哪一个更下作呢？
这剧里面的“恶人”戏份最多的一个品行不端的学生，因为品行不端被学校开除。然后使了许多阴招下了许多绊子。有一个不怀好意的对偶的故事，是建国之后有一位著名的品行不端的学生，有门考试考试一直通不过，为此清华没有让他肄业，而是把那门课取消了来让他毕业。
我感觉自己语气挺重的，挺不怀好意的。但是真的不能喜欢那种价值逻辑。五四完全成了我党诞生的铺垫，新文化运动成了我党诞生的铺垫。其他的故事，不是被忽略了，就是变成了保守文化反动派对新文化的进攻。
我党和中国历史绑定的如此之深，如此之紧。让人不能接受。这种感觉就像是“窃取感”。历史整个的逻辑，整个故事，被窃取、被篡改。
一方面我也觉得那段历史如此重要，我自认为是体认理想主义的，我也知道共产主义那个时候的意义，我也知道忧国而死的郭心刚不是没有原型，我每次也会读“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感动不已，我也知道我党自诞生之日艰难困苦无数，我也知道那些人在制造一个个四一二一个个白色恐怖时形势有多严峻。
我很在意那个时代，我也不是讨厌这部剧，他真的拍的挺好的。很多时候我也感动，我也激动，我也热泪盈眶。可是平静下来回想，整部剧还是让我觉得虚伪，从头到尾的虚伪，对历史人物的亵渎，对一百年探索的亵渎。整个故事就像是结局注定的道路，而且是一种虚伪的神圣感，陈独秀跟儿子各自摸索了种种道路，革命，无政府主义，新文化运动种种道路，但是无数的暗示像是明示他们终将会、必将会信仰马克思主义，这是如此的庸俗和粗俗，只有一两千年前最烂俗的英雄史诗才这么讲。
理想主义，爱国，反帝反封建，反对强权，人权，劳工的权益，自由平等博爱，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我们扔到哪里去了呢。
另一方面，整部剧我一直在考据各种小细节，我本想的是碎碎念各种小细节，可是他最大的阻碍就是这种粗暴的对历史的重新定义。
末尾李大钊坚定的说，他相信只有共产主义才能引领中国，然后又强调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这种破烂话明显是当代叙事。但凡稍微了解一下也知道李大钊是如何在中东路事件中为苏联辩护的。无非是当下我们不提世界主义了，提倡中国特色了，然后大家就粉饰革命先烈也如此说。
我当然觉得一种信仰是很重要，但是信仰不是通过灌输教条来建立的，而是要追问和求索的。所以讲这种故事是注定无法树立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只为让大家变得虚伪。
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如何重新面对五四的精神遗产，就像是苏联解体能够追溯到列宁，追溯到伊凡雷帝，彼得大帝这些人给俄罗斯遗留的种种问题。我们也能追溯到五四，为何我党后来种种艰难探索酿造了无数的践踏人权践踏生命的事情。我们应该如何反思启蒙的精神，反思那个时候救亡的努力，为何许多东西缺位了。而胡适等人主张的自由主义思想，又为何如此为今人所推重。
我们应该如何理解那个时代的迷茫？那个时代没有找到的答案，现在依然没有，那个时代没有吸取的教训，现在还在重复同样的错误。
许多事情都能延伸出一些小的点，这是我最喜欢去探索的，但是也确实是，说出来最为琐碎无聊的。
- 有一件悲伤的事情是，里面跟陈独秀论战的，都曾经是“陈独秀”，不管是康有为、林琴南或者黄季刚们，都曾经是革命者，进步者，都曾经领袖群伦，但是如今他们被新的“陈独秀”所抛弃。而陈独秀也没有几年就迅速被新的陈独秀所顶下去了。他也成了人厌狗嫌的托派分子，成了一个为我党前期种种失败背锅的“右倾投降主义者”。既不能在党内生存，又不能在党外生存。
- 与陈、李同辈的社会主义者，鲜少有留在党内的人，或者牺牲，或者叛变。以至于陈独秀在四几年的时候说不准备去解放区，因为“党内没有什么认识的人了”。我很感慨这句话，这句话就像是白胡子说的，“新世界里面没有我的船”。
- 陈独秀晚年留有一些文章，记录为《最后论文与书信》，是网友们破口大骂的“自由主义魔怔人”胡适之博士作的序。胡适夸他晚年醒悟，因为他字里行间破口大骂斯大林、史塔西乃止大骂“共产主义”（苏联所谓的共产主义）。
- 据说陈独秀出狱后毛主席给陈开了三个条件，答应就让他去延安，第一条就是与托派划清界限。但是陈独秀坚持自己的见解，说的崇高一点，“坚持用良心审视世界”。你看，他被新浪们拍在了沙滩上了。
- 最后陈独秀毫不犹豫的拒绝，连同他数年间不受待见的托派立场，也使得他像瞿秋白一样成为历史叙述中的微妙人物。对他们的评价时贬时褒。对他们，毛主席有名言，“为什么要宣传瞿秋白呢，为什么不宣传方志敏？”于是完美宣传李大钊，有限宣传陈独秀。我们可以举一个新的对比，既毛主席在批判胡适的时候说的，“胡适也是有功的，再过个几十年给他恢复名誉吧”。“他们”总是这样，总是根据形势需要调整一个人道德形象和历史评价，明知道有的人遭遇了不公，但是他们全然有一套“新道德、新逻辑”，绝不按“软弱的资产阶级道德观”行事。瞿秋白《多余的话》之后名垂青史，那种人性的理想、脆弱和光辉名垂青史。但是他令我党勃然大怒，必须要像江姐、方志敏们宁死不屈。而那种人性，那种纤弱和美丽是我党嗤之以鼻的，人性的弱点人性的光辉被视为一种必须克服的疾病。
- 我总觉得陈独秀这样子昙花一现式的人物让我想起史书对李密的批语，尤其是陈独秀那种疏狂、那种狂悖、那种倔强。跟两个儿子一直没有机会和解，带小姨子私奔，在监狱公然做爱，建立中国共产党，坚持托派立场，作为建党者被我党开除，公开批评斯大林、苏联，旧体诗写的很不错，发狂言，做壮士，所谓“狂哉李密，始乱终逆”。仲甫先生也是这样子。
- 陈独秀如果坚持那样子，建国后未必会有好下场，即使他虽然心中有意见但是始终不愿意发生批评我党。但是党内经常是“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但是这就是革命者的宿命，丹东、罗伯斯庇尔们一个一个前仆后继，列宁斯大林们心中都有这个意识，既有送人下地狱的觉悟，也有被别人送下地狱的觉悟。对他们来说，这是革命的必经之路。列宁说过，所谓宪法无非就是一张写着字的纸，对应的是他们作为唯物主义者对资产阶级价值的轻蔑和否定。由此大家竟然在理性的框架里泯灭了人性和道德，杀了一个人头滚滚，杀了一个血流成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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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陈独秀的好朋友汪孟邹，一直给陈独秀出版他的书，一力创办了著名的亚东图书馆，这家出版社熬过了大革命，熬过了抗日战争，熬过了解放战争，熬完了种种苦难，结果新中国建立之后依法关停了。理由是他曾出版陈独秀书籍和托派书籍。至于陈独秀、瞿秋白们一个个如此单纯的人在评论体系中起起伏伏的变化更不必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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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鲁迅先生曾感慨，从来没有见过四一二这么杀人的，顿时觉得他还是活的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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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里面许多人都被淡化了，比如傅斯年、罗家伦这些风云人物，都成了背景板。傅斯年一个霸气外露的学生领袖，成了一个没几句台词的萌胖子，虽然扮相是很还原啦。无他，因为不是我党的人嘛。而我党的人，比如年轻的周恩来，年轻的毛泽东丝毫不吝惜给高光镜头，始终是一副生机勃勃的样子。尤其是过于密集的“彩蛋”，年轻的毛泽东一出来大高光，慢镜头，大特写，不断的有人“随口一说”，表达“这个叫润之的说不定能颠覆你们统治呢”，这种预言太多以至于他贬值甚至恶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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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参与建党的人，看结局都挺让人感慨的，陈独秀活了下来，凄惨的活着。李大钊如果活下来，大概之后还是会不停的面临死亡的机会吧。如果活下来，他们回想当年的领袖们，张国焘，周佛海，或者周恩来，何叔衡这样的人。有人从容就义，有人叛变革命，有人变成红太阳。当时的共产国际代表多年后在苏联突然失去联系，因为被自己人莫名其妙秘密处决。至于邓中夏、赵世炎那些人，唉，他们的死，谁不潸然泪下呢，最是历史不忍卒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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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面有一位戏份很少的沈尹默先生，他跟陈、李等人一道，也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后来活到了建国，1967年文革期间，因担心“反动书画”累及家人，将毕生积累的自己的作品以及明、清大书法家的真迹一一撕成碎片，在洗脚盆里泡成纸浆，再捏成纸团，放进菜篮，让儿子在深夜拿出家门，倒进苏州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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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在陈独秀入狱的时候（陈先生当年9月出狱，也就是五四运动过去不到四个月得时候），跟学生们聊五四运动，直接用了五四运动这个词。后来我查了一下，五四运动这个名词的提出真的很快，5月26日，也就是过去只有二十几天之后，罗家伦就提出了这个名词。这里五四运动还挺有意思的，他的意义是提前知道的，在它刚刚发生的时候大家就意识到这件事情的巨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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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佛海、汪精卫这许许多多的活跃者们，也在五四的激流中非常活跃。我相信只有看到种种人的种种迷茫，才能树立起自己的理想和信念。但是这些跟主旋律和谐的音符不相协调的人物都消失了。相比之下，胡适之博士好歹还能里面有存在感，“你就偷着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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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后来去上海发动工人罢工，想不到差点还策反了薛岳，据说薛岳和刘峙一起与工人联欢，薛岳还要求全师士兵加入工人运动。但是后来薛岳去了台湾，又主导了反攻大陆。又是一大唏嘘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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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有位朋友易白沙，一直是位悲观主义者，剧末忧国自杀，呼应了剧首的悲观主义倾向。我在日本的时候住在平和岛，附近是大森海岸，100年前有位陈天华，是著名的《猛回头》的作品，后来忧心国事，在我附近的大森海岸蹈海自尽，我常想起这回100年前的邻居，挺让人感慨的。即使是郁达夫写《沉沦》，末了自杀的时候也是“祖国啊，你快强大起来吧”。那个年代的上下求索，忧国忧民，俯拾皆是。
- 据说陈独秀在北京的时候，对马克思主义还不是很感冒，在报纸等平台上对马克思主义还是有保留态度。但是当他离开北京去上海后，开始和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戴季陶、张东荪等人密切接触，次年春天（1920）开始接触共产国际的人了。
- 戴季陶，后来转向反共，成了蒋介石的“国师”，但是身为毛泽东的早年同事，重庆谈判的时候还是能跟毛泽东开心的吃了顿饭。
- 张东荪后来作为民主党派的著名人物，曾作为傅作义的代表和谈促进了北平和平解放，建国后卷入奇怪的叛国案，再后来文革中死在监狱中，三个儿子两个自杀，一个精神失常，两个孙子被长期监禁。
- 但是剧里面，引导他们加入马克思主义的只能是李大钊，诚然李大钊当然是马克思主义传播最重要的人物，但是其他人的缺位，终究还是因为张、戴后来都是国民党的人。
- 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也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不是所有的人都支持，也不是所有人都能一直支持，也不是所有人都认同苏联的模式。介绍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的人未必认同其主义，熟读马克思的人未必能在中共活下去，很多人甚至并不理解马克思主义就宣称自己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比如毛主席自己就没有读过几本马克思的书。归根结底还是那个时候救亡图存的压力下，中国人民积极的尝试种种主义，拿来就用。后来许多问题，也能追溯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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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的婚姻也是一个百思不得其解的事情，这个八大胡同的有名的常客为何一定要塑造成一个夫妻和睦的家庭，这太荒谬了。尽管仲甫先生私德被不少人抹黑太过，但是他那家庭完全不是那种和睦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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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说法 ，我们要警惕假先知，胡适劝陈独秀们的时候也说过类似的，他说我们将会长期生活在没有坚定的东西的年代。这剧某种程度上，也是在塑造一些假先知、假的坚实东西，真的人泉下有知，大概只会笑。只是胡适想要提醒李大钊、提醒国民的。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面也说了，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因此我们当下的时代才会如此犬儒和虚无。因为我们将要长期处在一个没有坚定的东西的时代到现在还有效，自由主义在上个世界又收割了全世界。事实证明，不管是朝鲜、古巴、苏联还是我们，都走过了一条漫长的探索之路，这条建设之路比取得独立的过程更漫长也更艰难。
- 末尾李大钊说，社会主义必不辜负中国。这句话说出来不但不会让人觉得感动，还会让人觉得越发可笑。知乎有相关问题，如何看待社会主义没有辜负中国。比他稍高0.2分的大明王朝末尾有句著名的，在史册里，在人心里。套用那句大明王朝的话，“社会主义有没有辜负中国，在微博禁言里，在豆瓣删帖里，在知乎的阴阳怪气里”。
习总书记修宪的时候，我在B站上面刷到过一个视频，里面是建党伟业的剪辑，里面陈独秀演讲时掷地有声铿锵有力的问，“这还是我们无数先烈流血牺牲所换来的民主共和吗？”，过了一两天之后那个视频当然是被删了。
觉醒年代里面李大钊也这么跟胡适说过，尽管现在没有资格质问现在的政府，但是我们是不是如果有机会，还是要问一问，天天鼓吹一切责任都在美国，在社会主义国家公然践踏劳动法，集体主义、公共事业变成一种谎言和借口，极端言论和反智言论被如此的纵容和放任，无处不在的言论监控和政府不停的重复种种荒诞的滑稽剧，这种当下，更需要站在劳动者一边，站在弱者一边，质疑公权力，质疑政府。我们是如此的需要这种监督和质疑：
“这还是无数先烈流血牺牲所换来的民主共和吗？”